卢刚的绝命信让我想说的

卢刚，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自幼聪明过人，属于考哪儿中哪儿的那种人。1981年参加高考，自然报北大就中北大。在北大物理系也无疑是出类拔萃的那一种，在同学们心中也自然被认为是物理学界的未来之星。

卢刚

1984年，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李政道先生经过努力，与美方达成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卢刚生正逢时，自然成为“计划”内的一员。与人们的期许相反，就在六年后卢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开枪干了六个，五死一伤，然后，自行饮弹身亡。死者有：同去留学的拿到博士论文最高奖学金的同学山林华，身中数弹；自己的导师和副校长等四人，基本上是脑袋一枪，胸口一枪；绕着副校长转的秘书未死，但因脊椎被击穿而高位截瘫。那么，卢刚为什么要干死他人自己饮弹呢？先看看卢刚博士写给二姐的绝命信吧：

此信源于奶爸聊育人的文章，红色也是这位先生涂出的

李珠、陈子明、陈十一、冯西桥等年龄比我大，饶毅、薛其坤等与我同龄，王泉、李连生、吴立新、李俊峰等比我小，施一公还要再小。我发起和领导反腐败运动的时候，李俊峰与王泉和我一起听黄琳先生讲授运动稳定性理论（黄琳院士是周培源的硕士研究生；陈十一是周培源的博士研究生。黄琳与周培源应该是挂名关系；陈十一与周培源应该是真学关系），施一公还是一位热情于反腐败的本科生（清华的反腐败领导机构是我亲自组建的）。卢刚年龄与冯西桥、薛其坤和我相仿，资历也相仿。

卢刚的悲剧是毛时代之后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的产物。卢刚的绝命信可以让人们从多个角度总结经验教训，我对中国人民的总结教训的能力深信不疑，当然，是否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我要在此指出的是，卢刚说：“……在美混得不得意，就回国内吹嘘自己，为祖国做贡献。于是，中国政府也就大加宣扬……”还有：“（对）物理研究越来越失望，目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无怪人说‘现代物理是自己欺骗自己’。”对于这些，我们应该细心领会，汲取教训。

“前三十年”我国确实在赶超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后三十年”我国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从总体上说明显距离越拉越大，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不说“海归”当权并肆意欺骗是原因之一。不要自我陶醉了，我们不怀疑确有爱国知识分子，可回来的大多都是在国外混不好的。再想想看，病毒可以肆意被投放，爱国科学家可以随意被暗杀，连印度都敢重新打我们，不是好兆头啊。该觉醒了！

我当年就不想出去留学，原因很简单，我为什么要去给我学生水平的人当博士研究生呢？卢刚是在美国弄明白“现代物理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我的相同结论是在自己清冷的物理学研究中得出的。我虽然不是圣人，可是，学人不出门也照样知道天下事。岂止量子力学因不确定原理是胡扯而自己欺骗自己？微积分原理、实变函数和现代分析又哪一个不是因内部存在种种欺骗而同样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是，不准说，谁说谁就得遭受全部学科势力的打击。听到这里科学二半吊子又不干了，他们会反诘说：“没有量子力学哪来的量子通讯？”我说：“科学与技术不是一回事，没有微生物学的时候，人类照样酿出了好酒。”

资本主义社会曾经感兴趣过科学，那是因为要用科学论证“地心说”是胡扯，从而，埋葬封建社会并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可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建立起来，它就变了。它不再对科学感兴趣，或者说与其说它对科学感兴趣，还不如说它对技术感兴趣，即使偶尔对科学感兴趣那也是因为技术的需求使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历凯恩斯阶段到达后工业阶段，它把纯科学也同样变成了经济行为，分析数学和理论物理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历史阶段，科学的科学性已不再是科学工作者最关心的问题，相反，一个小群体乃至整个学科内的人们怎么拿到更多好处才是科学工作者所关心的，即使本学科错误百出也没关系。

现在的纯科学几乎是整个群体行骗，但是，没关系。因为：一来整个社会都在骗，为什么不允许科学界行骗呢？二来科学界以外的人不懂科学但还自以为自己懂，卢刚的父母和中学老师也不懂，因此受了骗又怪谁呢？比如，你告诉他们万有引力定律精确度不够，他们会说卫星精确入轨不就是通过引力势函数积分算出来的嘛，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自动调节过程。又比如，你对他们说有史以来的微积分原理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说二百多年的科学实践证明微积分原理从来都是正确的。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微积分原理以及什么是微积分方法，更不知道为什么要破解微积分原理。

时至今日，不仅科学工作者中的多数认为我在耸人听闻，民众也同样这么认为，面对着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都化作经济活动的现实他们无动于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这就是私有商品经济社会之下的经济规律的产物，科学能例外吗？恰恰相反，“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除非集体罢工，否则，哪个雇佣劳动者敢髭毛？不想要饭碗了吗？卢刚是个例外，他不仅敢髭毛，而且，也不在乎丢饭碗，因为他早已决定破罐子破摔了。

朱清时、陈十一他们不然，他们还要追求美好的未来。作为社会主义遗老的朱照宣、丁文镜和武际可等先生他们不想接受这样的科学现实，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作为社会主义的遗少的我也只能在苟延残喘中哀嚎，希冀昏睡中的人们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