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丑陋的中国人（序）

从1840年开始，中国从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民族进入了救亡图存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的两大特点是：第一，落后，挨欺负；第二，救亡者流汗，流血。从理论上说，一个拥有欧洲那么大片土地和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吓都可以把它的觊觎者吓死，可实际是怎么样呢？被几千洋鬼子给打得屁滚尿流。堂堂中华民族，但凡长进点都不会混得这么惨。

1840年挨揍，1860年和1895年接着挨揍，皇帝对此一筹莫展，整个朝廷无不如此，然而，别看他们治国理政的功夫不行，可是，愚民、闭塞贤路、兴办东厂、在菜市口活剥人皮、贪钱逛八大胡同等等都很在行。那么，这么大个民族就没一个有办法的吗？也不尽然。偶尔有能说出个道道的，也不是在民间，就是朝廷的边缘人。魏源算个头脑还清晰点的，康有为、梁启超还算动脑筋想问题了，光绪又是个有想法没办法的窝囊废，只有谭嗣同还是个英雄，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

孙中山是个好人，可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路能行得通吗？不行，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给出过简要的回答。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言必称希腊伙也弄不明白。同盟会资深人士吴玉章在其专著《辛亥革命》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诗：“自从建立共产党，人间才得见春风。”事实就是这样，共产党的出现是自救亡图存的历史阶段开始以来中华民族所产生的最可宝贵的成果，尽管共产党身上也有这样多和那样多的缺点。没共产党行吗？那些说风凉话的人似乎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单一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能不被日本鬼子打吗？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吗？

共产党懂得我们要用比对手先进的社会制度战胜对手，因为对手就是用先进于大清朝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中国的，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由来，当然，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特别有特点的其它社会主义。可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及其以前的救亡图存者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取得根本性的救亡图存的成果的原因。遗憾的是，今天的共产党人好像也不大认同这个道理，他们曾戏谑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心得也不是没有实践依据，那就是此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有不少问题。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错误的心得，是因为他们不懂文化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鲁迅先生弄清了民族沦落的要害之所在，可是，共产党人又基本不懂鲁迅，当年上海那帮子共产党人就没把鲁迅放在眼里，今天不是也把鲁迅从中学教材中轰出去了吗？毛泽东是个高手，他知道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把鲁迅当做先生，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延安窑洞的桌上首先放着的是鲁迅的书，然后才是马列的书。鲁迅和毛泽东都知道，中国之所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落后和染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我们是“丑陋的中国人”。毛泽东在回答孟锦云为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时说：“第一，文人相轻；第二，光说不练；第三，不与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共产党之所以把事情干成了，不仅因为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列主义，还因为毛泽东时时在共产党人身上落实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朝着“文人相轻”去的吗？“理论联系实际”不是朝着“光说不练”去的吗？“密切联系群众”不是朝着“不与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去的吗？也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靠克服丑陋的中国人的恶习取得的。

1960年1月毛泽东指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这是毛泽东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诠释，也是克服教科书错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恢复本真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这也是在用史实说话，任何与史实相悖的理论都是错误的，教科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不例外。其他共产党人，尤其是胡绳、于光远、邓力群、龚育之等，他们传播的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生产力先大发展然后推动生产关系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前面的马克思主义先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后生产力大发展；后面的马克思主义恢复私有制、自由经济和按资分配，待生产力大发展了再改变生产关系。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只要细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被抛弃了呢？原因之一是文化革命没有成功。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告诉人们在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新的上层建筑意识形式就会产生。这个新的上层建筑意识形式就是新的革命理论，革命就以它为指导而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乃至新的社会文化也都由它来规定。所谓新的社会文化要通过文化革命来实现，也就是把旧文化按照上层建筑意识形式中的相应文化要求改造成新文化，这样的文化革命可以发生在政治革命之前，也可以发生在政治革命之后。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产业革命的文化革命是发生在自己之前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是那场文化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革命是发生在自己之后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其后的文化革命。由于列宁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没有成功，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重重，致使人们怀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苏联和中国”了。

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文明以观念、语言、习俗、习惯和作风等形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映射。文化和角色心理几乎决定社会的人的全部行为，因此，可以说文化状况决定着人的文明程度，从而决定民族的发达程度。中华文化经历了战国时期的一场文化革命，由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初级文化进步为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高级文化；欧洲文化经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文化革命，由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中级文化发展为与社会化经济相适应的低级文化。虽然欧美文化是低级的，可是它是社会化经济水平的，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匹配；虽然中华文化是高级的，可是它是自然经济水平的，无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匹配。这样的文化即使搞资本主义也问题重重，也会是专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民主资本主义。

中华文化如果仅仅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高级文化也还情有可原，糟糕的是它又被文化病毒传染，从而，演化为病态文化。鲁迅先生刻画的阿Q和孔乙己等就是在给中华文化的病毒画像；柏杨先生所说的“死不认错”、“窝里斗”、“打板子认准屁股”等和毛泽东所说的“自由主义”、“文人相轻”等都是在解析中华文化的病毒。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中华文化既然是高级文化，它就有无数的优点，不是一无是处，病毒只是其中的不良的一面。只要医治病毒，进行革命它就可以焕发青春。

中华民族要想结束救亡图存的历史阶段，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必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要想使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发展就必须医治文化传染病和实现文化革命。医治文化病毒就要从不做丑陋的中国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