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开头便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的幽灵被剿得差不多了。为何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究其内部原因,主要是修正主义泛滥成灾。对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回答是阶级敌人钻进了共产党的核心,比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我一定程度地同意这种观点,但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传承中发生了严重的误传;第二,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赫鲁晓夫的经历与小平设计师、先念主席十分相近,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与锦涛书记十分相近,怎么能说他们是钻进共产党的中央呢?他们不是凭资历和能力走向首脑位置,就是党把他们培养到首脑位置,说他们钻进党内和党的核心不符合事实。但是,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搞了修正主义却是事实。我以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传承和教育把他们变为修正主义分子。
其实,修正主义分子的出现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伯恩施坦是恩格斯的战友,考茨基是恩格斯的学生,也是《资本论》的最后部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编撰者,他们的资历都在列宁之上,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之中;苏汉诺夫,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伊利埃斯库等五位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葬送的人士都处在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这用“钻进”或“偶然”是解释不通的。
我们看两个马克思主义传承和教育的触目惊心的事实:1,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一概把生产力讲成“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能力”,或者“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2,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一概把规律讲成“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或者“事物内部的或事物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事实上,这些讲法都是从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人,他们能建立马克思主义,但也会犯错。因此,也得允许他们走向成熟后更正他们不成熟时的见解和论述。虽然教科书传承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有依据的,但是,传承了他们不成熟时的见解就会错传马克思主义。比如,前述生产力定义是马克思在28岁以前的,这个定义可简称为“能力说”,主要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见解。以1846年底《给安年科夫的信》为标志,马克思更正了“能力说”,把生产力重新定义为:“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也说:“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这个新的定义可以简称作“结果说”,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一旦确立“结果说”,再也没有做过改变。而且马克思在“结果说”确立之后的1859年1月明确指出:“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再比如,经马克思同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自然界中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列宁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有这样一个记述:“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恩格斯的规律定义是十分准确的,可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弄不明白,于是就沿着列宁读书笔记中的一句话走,这样走虽然问题甚多,但也未必不可以,然而,谁让他们在列宁的这句话前又加了“事物内部的或事物之间的”这些字呢?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
如果规律是“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那么,就得承认事物的发展过程是规律的孕育者和载体,在该过程发生之前规律尚未形成,在过程结束以后规律随载体而消亡。这样,就诚如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言:“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只要它还存在,还没有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就不能说这个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已经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也是如此。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在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最终胜利,就不能说这个规律已经最终形成了。”因此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这个过程之前,“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还不存在,何谈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或者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一旦资本主义灭亡了和社会主义胜利了,这个规律也随之消亡了,谈这个规律也毫无意义。这样的荒唐难道不是错传马克思主义规律概念的结果吗?
再看错传的生产力概念产生的问题。如果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社会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能力”,那么,就得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核心,因为在这种“能力”中劳动者的作用绝没有物化到生产工具中的科学技术的作用大。于是,就能推证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及仍处于发展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就会得出中国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进而得出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结论,就得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退回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事实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一贯的: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它包括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两大方面,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要素”,也是“生产力要素中唯一能动因素”,劳动者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不是。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还说:“…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
修正主义分子当然罪孽深重,可是,他们又何尝不是误传马克思主义的受害者?小平设计师尚且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长篇的东西(笔者注: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多么中肯的话语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同情一切理论上的受害者。这里须解释一下的是,《共产主义ABC》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布哈林的大作。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两个硬伤:第一,学识渊博的程度太差;第二,不真正追求共产主义,只想靠搞马克思主义吃饭。这两个原因导致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原著。
先解释第一个原因。充分的证据表明: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外,在数学(代数学、几何学、尤其是微积分学)、物理学、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生物进化论、细胞学、微生物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学)、医学(解剖学、生理学)、农学(土壤学、农业化学、作物栽培、肥料学、农学史)、军事学、金属工艺学、法学、文学、美学、世界史(文化史、技术史、国家机构史、艺术史、斯拉夫史、西班牙史、军事史、古代史、货币流通史、价格史、原始文化史)、语言(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瑞典语、丹麦语)等造诣颇深,其中至少在数学、美学和生物学都是世界一流的;充分的证据表明,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外,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哲学、精神病学、天文学、军事学(军事理论、军事史、武器的创造和发展的历史、武器学)、社会学、历史(科学史、匈牙利革命战争的历史、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德国史、德国农业史)和语言(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斯拉夫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等都造诣颇深,其中科学哲学和军事学在世界上即使不数一数二,也数三数四;充分的证据表明,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外,在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世界经济史、哲学史、科学史)、数学、物理学、化学、文学、金融学等学科的水平都不亚于当今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优秀的实践家、最优秀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军事家、最优秀的诗人、最优秀的书法家、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等等。在吃马克思主义这碗饭的人之中,也包括伯恩施坦、考茨基、哈耶克和波普等,谁有这么渊博的学识?谁有列宁、毛泽东这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要想完整而准确地掌握这些人的原著和思想,没有相应的造诣恐怕是不能够的。
再解释第二个原因。一时达不到革命导师的学识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他们的生平就知道,做理论的初衷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是把“主义”当饭碗。没有他们那样的初衷,怎么能准确理解原著呢?这就好比一个太监,牠怎么能真正读懂爱情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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