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生产力概念与李斯特等人生产力概念的区别
马克思研究生产力旨在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并不是孤立地考察生产力自身,而是把社会划分成几个部分,先分析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因,然后再探究决定上层建筑原因的原因。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这条因果链中,生产力仅仅是其中一环而不是全部。这在《<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也就是说马克思定义生产力概念是通过对社会演化过程进行归纳得出的,并不是事先有一个定义,然后去找可以支撑自己观点的现实。现实中有一万个例子不见得证明你对,有一个错误即可推翻你的结论。马克思本人也曾说过:“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1]。
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一上来就已然有了明晰的思路,而是在对前人论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逐渐明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可以说马克思只是借用了前人生产力概念的名称,而扬弃了前人生产力概念的内涵,承认前人关于国家形式、市民社会等概念的内涵的合理成分,进而给出更加深刻、丰富、精准、形象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概念。如同阶级斗争的概念一样[2],生产力概念也不是马克思独创的,马克思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前人孤立研究生产力的视域,选择从上层建筑变革原因的角度概括出经济基础的概念,进而探究决定经济基础的原因,概括出生产力的概念。这两组因果关系就是社会学最一般的规律,即唯物史观也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因为它既具有观的意义,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李斯特及其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则不然,如李斯特,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十二章名字就叫做:《生产能力理论与价值理论》,他研究生产力的目的在于确定发展国民经济核心问题:财富增殖的原因、工业制造力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系等[3],他们“只是孤立地考察了生产力的个别因素,没有揭示生产力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停留在对生产力的直观认识上,因此形不成科学概念。”
二、马克思的毕生追求和根本的理论贡献是辨析生产力概念的试金石
马克思做研究不是为了发表文章评职称,诚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言:“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也说过:“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 ·马克思”,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个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家,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是他毕生的追求。为此,他拒绝当官发财,宁愿承受病痛折磨、子女因营养不良,无钱治病而死的煎熬。1866年8月13日马克思在给未来的女婿拉法格通信时说:“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对于马克思本人生平,可参见书苑刊登的摩尔的战友:《贫困的马克思》一文。)
马克思一生研究领域很多,他在1858年11月至1859年1月,也就是不惑之年所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视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说:“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同样的评价也出现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一生的根本理论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是通过理论研究来实现其毕生追求的,换言之,两大理论贡献是他社会生命的主要体现。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猝然离世,临死前未来得及对自己一生的著述进行总结,就连倾其一生心血写作的《资本论》也仅出版了第一卷。后人对马克思的文献异常重视,马克思的只言片语都视为珍宝,这或许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但同时也为弄懂马克思主义带来了障碍。这不仅因为马克思手稿数量巨大,还由于马克思著作时间跨度非常大,前后思想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识别与保存》披露的一件事值得反思,“1938年,流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其领导人将这批财富以7.2万荷兰盾的价格永久卖给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4]这种做法确实令人大跌眼镜,即使卖也不应该由他们来卖啊,因为这些手稿并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产。恩格斯、爱琳娜不知道马克思的手稿值钱吗?难道他们自己不缺钱吗?
后人整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既有已经出版的,也有打算出版而未能出版的;也有前期打算出版,后期由于观点的变化又不打算出版的;也有从来就没有打算出版,仅是个人读书笔记的。但是后人对此并未作出严格的区分,而这些文献并不都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一个人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知识结构的完善,知识量的增加,思想观点发生改变不仅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然的。因此,除了要认真区分马克思和非马克思的观点之外,还应该注意不同历史时期、情境之下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生产力这个概念。诚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为什么要让老鼠的牙齿批判呢?为什么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时只是提其中两篇著作而不是更多呢?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有诸多论述,但并不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义的生产力,不能任意援引某一个生产力定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义的生产力内涵的依据。对于马克思不同场合所使用的生产力概念的辨析应当以马克思毕生的追求和根本的理论贡献作为判据,结合特定的情境判断生产力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义的生产力还是劳动生产力,或仅是一种形象说法。同时要注意马克思著作不同的历史时期,一般说来一个人只要不是老糊涂,后期的思想应该较之前期更加深刻完备。就像立遗嘱一样,不能拿之前的遗嘱否定之后的遗嘱。
三、为什么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不包括劳动对象?
人类要对决定结果的原因不断提纯,这就像屠呦呦研究治疗疟疾的青蒿素一样[5],只有更加精确把握认知对象才能使人类更好实现趋利避害的目的。劳动对象只能改变生产的工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义的生产力既然是决定斯大林意义的生产关系的原因,因此,不参与决定生产关系的劳动对象则不属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同样道理,不参与决定上层建筑的生产协作关系也不属于经济基础的构成要素。
尽管人们也继承前人的劳动对象,但并不是因为他是劳动对象才继承,而是因为人们所继承的耕地、矿石、钢铁等劳动对象凝结了前人的智力、体力、财富。这就好像恩格斯无私帮助马克思虽然得到了美名,他之所以帮助马克思是因为俩人共同的政治理念,是因为马克思的德与才令恩格斯钦佩,尽管恩格斯因帮助马克思而令人敬仰,但这并不是他帮助马克思的动因。
认为生产力构成要素包含劳动对象是生产能力说造成的误解,因为劳动对象会影响生产能力的强弱,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生产力绝不是能力。
四、为什么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义的生产力不可能是能力?
不包含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不可能表现为能力,要想表现为能力必须结成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生产中上下游协作关系,然而,当生产力包含生产关系之时,又怎么可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呢?
生产力如果是现实的能力,它的构成就不是两要素或三要素,而应是多要素,因为不同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生产关系、生产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等都会影响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一句话,但凡对生产能力构成影响的要素都应包括进去,这不仅将陷马克思于尴尬的地位,因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义的生产力构成要素只有两要素的表述,没有多要素的表述。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会授人以柄,使修正主义分子拿着他们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攻击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得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超前了,超前的生产关系会从左的方面破坏生产力的错误结论。
即使忽略上述逻辑上的矛盾,单纯的生产能力的大小也并不能决定生产关系,恰恰相反,是生产关系与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生产能力的大小。现实世界中生产能力处于同一水平而生产关系迥异或同一生产关系但生产能力强弱不同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生产能力与美国某一个时期生产能力相当,但是两个国度却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美国和墨西哥毗邻,两国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但是两国的生产能力却差别巨大。
墨西哥和美国边境
如果生产力是能力,就会使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陷入破产境地,因为,规律是不能被找出反例的。上述例子告诉生产力如果是能力的话,它和生产关系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造成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适用上困难的原因正是生产力概念错误传承的结果。从考茨基、尼·苏汉诺夫:“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到“中国超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因而要补资本主义的课”,都源于对生产力的错误解读。遗憾的是错误的东西却被打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畅行其事,而正确的思想却无人问津。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义生产力概念的错解首先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人们开始怀疑苏联和中国等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认为这种实践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从而严重的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以毛泽东主席谆谆告诫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什么叫认真学习呢?用学者孔庆东概括毛主席的学习方法说就是:水磨工夫(细研文本)、擒贼擒王(紧扣主旨)、四面打通(融会贯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旗易帜的历史,也从反面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上限,理论的准确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传承不准确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五、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判据是它所决定生产关系水平的高低
当我们评价某一个事物高低、优劣、好坏时其实已经暗含了评价标准,否则无法得出结论。那么,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判据是什么呢?既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义的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因,因此只能以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水平的高低作为判据,那么,生产关系的高低又由什么来进行判断呢?既然社会是由人所构成的,人是有趋利避害本能的,社会的发展必然符合利害学所揭示的最大化创值、合理趋值、消灭侵值的历史方向,利害的标准在非自遣层面的延展就是审美理想,因此,我们评价生产关系高低也应以历史发展必然方向、人们的审美理想作为根本标准。由于人们对利害的认识在不同的时代、地域不同,由于人们的审美理想是心潮逐浪高的,因此上述根本标准既具有定性的意义也有定量意义。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优越时,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符合人们的审美理想,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这么说是不是生产力水平只能事后才能得以判断呢?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从未见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却早在173年前就写下了《共产党宣言》,并为社会主义奋斗了一辈子,为此,虽遭流离失所、有病难治、举家赊账之苦而不改初衷,这就是最好的注脚。就像我们理解“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一样,一个势力失去历史存在必然性的根本标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形而上学的人看来,一个势力在没有完成历史使命之前从来都不会失去历史必然性的,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作为马后炮的标准也就没有意义了。而事实上从来不都是这样,界限分明仅仅存在脑中。一个政治势力从革命走向腐朽是一个渐进过程,期间必定会显露端倪。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堕落,到了1924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另一个方面,也并不是很多人都能一眼看穿国民党已经失去历史必然性,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都已经败退台湾了,不照样有很多人本可留在大陆,却依然跟随国民党跑吗?《红楼梦》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回中说:“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又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可见兴、衰都是渐变,世界上一切事物变化都是渐变,因为没有任何变化不需要时间,换句话说,质变量变规律没有例外,大质变量变套着小质变量变,因此,才有知微见著的可能。
人们总是根据已知事物,通过类比的方法理解未知事物,因此意象的积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决定一个人认知能力的强弱,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情感能力强弱。类比的基本环节是联想和比较,它规避了未知的中间环节,从此事物径直推出彼事物。首先,选取同属一个大类的比较双方;其次,研究双方的组分、结构、功能;再次,根据已知事物的属性、组分、功能,预测未知事物也具有相同的属性、组分、功能。最后,通过实践检验。因此,这种方法自然具有创新性。这里的相同是拓扑式的相同,而非具体的相同。例如,水流和电流有相似之处,但是水不是电。
以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假说为例,德布罗意比较光学和力学理论后,发现有很多深刻的相似之处:光的运动遵循最短光程原理(费尔玛原理),力学质点运动服从最小作用原理(莫泊丢原理),两条原理的数学形式相似,使他感觉这两门科学可能是相通的。光的量子性(波粒二象性)得到证明之后,马上引起他的类比联想:物质(粒子)是否存在波动性?他据此提出物质波,进而提出德布罗意关系式,不久在电子衍射实验中得到验证。
类比方法之所以有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没有脱离共性的个性,只要选择的对比双方同属一个大类,不存在跨类的情况,研究的问题属于同一层次,不存在跨层问题,那么已知对象具有的特点,未知对象也一定具备。中介在类比过程中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需要证明,因此表现为:从一般到一般或从特殊到特殊。
六、如何理解生产力是向量?
明晰了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判据就为我们理解生产力是向量提供了基础。生产力的方向是生命趋利避害的根本本能决定的,没有生命的趋利避害的根本本能,生产力无所谓方向。与此同时,生产力总要绝对发展也是由趋利避害本能所规定的,还要注意生产力总要发展和生产力总是发展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主观愿望,后者是客观实际。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是趋势,但绝不是每个时期生产力都处于发展状态,也会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现象,就像黄河虽最终东入大海,但是流经甘肃永靖县刘家峡时却出现了向西流的现象。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对应关系,对应指的是一定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一定的生产力的范围,只要生产力不突破生产关系的阈限就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当生产力水平超过或者跌破生产关系阈限就会导致革命或复辟。我们也可以粗略地说革命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复辟就是生产力水平降低的表现。
按照结果说,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两大类,其中劳动者又具有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这两个大的方面又可分为无数个小的方面,每个小的方面都是生产力的一个分量。在我们衡量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时候,一是看诸多分量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形成的合力大小,二是看构成的合力与趋利避害本能所规定的生产力的方向的夹角的大小,二者共同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
生产力诸分量的方向与生产力方向的夹角并不相同,因此评价生产力诸分量时,不仅要看它分量模的大小,还要看他与生产力方向夹角的大小。那些与趋利避害方向夹角最小的分量才是生产力当中最重要的分量,因为,这些分量模的大小会使得生产力水平发生最明显的变化。
劳动者是生产力当中最革命的因素,劳动者的思想观念则是革命因素中最主要的方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劳动资料是促使更高生产关系发生或者维系一定水平生产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劳动资料不会选择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劳动者主动选择。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也要通过劳动者实现。
第二,劳动者不仅是劳动资料的使用者,也是劳动资料的设计、制造者。同样的机器设备,由思想观念水平不同的劳动者使用,会导致机器设备工作效率和使用的寿命完全不同。李世煇老师在抗美援朝担任见习材料员时曾到连队调查汽车羊角损坏原因:“62-0464车司机李文珍,车辆行驶颠簸得厉害。他就加大油门,说:‘看你把我颠成啥样子!’,行车一万多公里‘羊角’就断了。62-0472车司机赵志安,路况不好,小心匀速驾驶,行车39000公里‘羊角’方才折断,创造了当时的记录。”你再看看自己手里的手机,有的人用了很多年依然如新,有的人用几天就已经损毁严重,这绝不是经验和技能的问题。
第三,劳动者也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者的精神状态不仅可以使劳动生产力骤起骤降。劳动者既可以积极主动地从事生产,还可以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既可以为更高的生产关系发生奠定物质基础,也可以破坏这个基础。中国的王进喜、苏联的斯达汉诺夫都是最生动的正面例子,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发生的工人捣毁机器的事件则是反面的例子。
第四,人是自然意义的人和社会意义的人的耦合不假,但当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的时候,是就人的社会意义而言的,绝不是因为人两足无毛。就自然意义来说,人不如骡马更有力气,不如鸡会下蛋,不如猪对饲料的转化率高。自然意义的人的价值也在于其是社会意义的人的生理承担者。作为社会意义的人,包括核心角色心理和思想观念。从根本上说,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受思想观念决定。在生产力这个向量当中,劳动者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重要的分量,这是因为它与生产力方向夹角最小。
凡有人的地方,都可以说主观条件是强必要条件,客观条件是弱必要条件,这不仅表现在客观条件利用要以主观条件启动为前提,主观条件的改变比客观条件更容易,而且客观条件的利用、改造程度也全在于主观条件调动的程度,因此,幸福的构造原理可以推而广之到一切社会领域。
七、为什么劳动生产力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力水平高?
首先要区分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不是一回事,劳动生产率高只能说明变化率大,劳动生产力的大小还要看基数的大小。以人的孕育过程为例说明,从受精卵着床,到变成一个胚胎,再到初具人形,这个阶段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初具人形到分娩这个阶段的增长速度,但从绝对量角度看,前三个月虽然增长速度更快,但是重量远远不及后六个多月。
当下我们所说的劳动生产力主要表现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它并不是生产力的分量,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此外,劳动生产力的强弱和方向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乃至包括上层建筑、自然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力仅是决定劳动生产力能力大小的一个因素,而非全部因素。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关系。[6]
一国的劳动生产力强并不能说明该国生产力水平就高,劳动生产力的方向甚至可能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方向、审美理想,也就是生产力的方向完全相反。在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度,某些能力完全可以成为阻碍生产力进步的壁垒,比如美国利用其在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垄断,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从而盘剥第三世界,产生的超额利润制造工人贵族、消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这种生产能力不仅不能催生新的生产关系,而且还反过来构成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物质基础。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度,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原则+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则可以为劳动生产力创造奇迹提供前所未有的基础。比如,中国纺织工人郝建秀,她创造出一套高效、快捷、节约的细纱工作法,被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她的经验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后,每年可为国家多生产4.4万件棉纱,相当于供400万人一年用布的棉纱。马恒昌是齐齐哈尔市第二机床厂工人,他担任组长的“马恒昌小组”29年累计完成了43年零10个月的工作量,实现技术革新840多项,在2000多道工序上创造性地运用了自动套扣、联合车刀、带窝顶尖等109项国际先进经验。
但不能仅以劳动生产力大小就得出生产力水平高或低的结论。因为,生产力水平高仅是劳动生产力强的一个原因而非全部原因,劳动生产力高完全可能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决定,对可映射出劳动生产力强这个果的原因进行排列组合存在无数种情形。如上文所述,美国在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工程、芯片制造等很多领域都比社会主义国家技术先进,但它并不能直接决定生产关系,因此,就不能说他的生产力水平高。这就如同我们评价一个人,既要看他的才更要看他的德。大毒枭刘招华从小成绩优异,在福建全省化学竞赛中他获得了第二名,很爱钻研、善于交际,他不辞辛苦专程去西安拜访化学老师,打着制造减肥药的幌子,学成人工制造冰毒的方法,他涉嫌生产、贩卖的冰毒数量超过31吨,对社会危害巨大,但不能因为他有本事就认为他是好人。这里的好坏就是方向,生产力是有特定方向的,偏离了这个方向,能力大还可能是生产力水平低的表现。系统功能不是单纯由组分决定,还有结构、环境等因素参与其中,是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样看就会发现单纯以劳动生产力的高低作为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判据的观点不仅偏颇而且近于荒诞。这就好像谈恋爱,不仅要看外表,还要看内心,给你一个外表靓丽而内心丑陋、歹毒的人,你也不会接受。
八、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产力概念理解正确与否会直接导致社会发展方向迥异。资产阶级拼命压低人们的思想水平,本质就是要降低生产力的水平,从而维护旧的生产关系,进而保护反动的上层建筑不被颠覆。资产阶级的逻辑是用物质的富足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这就势必导致资本主义的操作原则盛行,对爱欲的额外压抑就是资本主义操作原则的必然产物。因此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愚民政策、特务统治、意识形态欺骗宣传教育带有必然性,离开这些资产阶级统治一时一刻也无法存在。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封建社会、奴隶制社会也是一样。《道德经》所言:“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就是明证。
而革命阶级总是要通过舆论宣传改造劳动者的思想观念入手,本质上就是在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从而废除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催生更高水平的生产关系,进而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对生产力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则更加容易理解毛主席的上述论断,并且不会产生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进而决定生产力的片面的认识。生产力错解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负面作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能力说偏离了审美理想,结果说之所以意义重大,也是因为它更合乎人审美理想的要求。
规律之间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形成规律体系,有层级之分,存在从上至下和从下向上的双向因果关系。人+物+制度所构成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系统是社会总系统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也受人根本属性趋利避害的制约,这些子系统所构成整个社会总体系统也当然受子系统属性的制约,反之,社会总系统所循序的最一般的规律,不可能不在社会其他领域有所体现。
参考文献:
[1] 《<政治经学批判>序言》
[2] 在《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的信中马克思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3]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許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見,財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 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巳經增加的財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說,更加是如此(例如,国家是不能仅仅靠着收租过日子的)。”——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第一版。
[4] 远山:《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识别与保存》,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xr/xr_zlmb/xr_zt/201310/t20131026_614703.shtml
[5] 根据北京中药所的药物筛选记录,1971 年 7 月 26 日筛选(序号 16)青蒿抑制率 12%,9 月 1 日(序号 114)青蒿醇抑制率 40%,10 月 4 日(序号 191)青蒿乙醚抑制率达 100%。
[6] 充分必要条件也即充要条件,意思是说,如果能从命题p推出命题q,而且也能从命题q推出命题p ,则称p是q的充分必要条件,且q也是p的充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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